因为一直深学院的关系，有机会接触到不同年龄段的大学生，也可以从一个长时间段进行观察和比较。从我个人的感受出发，今天九零后的这一批大学生，他们更加富有朝，充满自信，敢于展现自己，也更加与际接轨，在对问题的分析具有际化的思维模式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在行动领域他们却缺乏担当，缺乏一种社会责任感，缺乏对于大学、社会以及自的思。换句话说，即专注于自，更加功利，对政治冷感，对行动漠视。他们只有在自的利益受到侵害，比如炎的寝室里不安装空调时，才会选择以对抗的姿态出现在大众的视里。但是当牵涉到更加宏大的社会议题时，这一代大学生是集体缺位和失声的，对于想改变社会的决心和力度，都被狭隘的经济至主义所掩盖。他们的苦闷或者绪的困境是很内向的，会把很多社会的问题翻译个人遭遇的问题，比如埋怨自己的老爹拼不过别人的老爹，但却忽视了，其实所谓个人遭遇，实质是一个集体的事，是整个社会的事。

为什么在今天，年轻的一代愈发偏离理想主义，改变社会的意愿愈发渺小？是不是那些怀抱行动改变世界理想的年轻人都消失了吗？当然首先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制度的限制，当下的社会大环境，无法容纳新青年们抗争的行动空间，让他们可以那么自如地穿梭、宏观地看待事。整个社会所追逐的，是现实主义的行为逻辑，是登富人榜、坐宽敞的办公室、挂花哨的衔，而这样做的结果，就是潜移默化地给年轻一代灌输对于金钱、名誉和地位的追求。在大的制度框架之下，各个大学将教育投入的核心，放置在那些可以快速出果的学科领域，就好比前段时间哈佛教授杜维明所指出的，北大文史哲学科全部的投入不到光华经济管理学院1/4，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公务员，很少有人愿意进入这些科研投入较少的所谓冷门行业。而对于大学生的教育，各个大学也是将目标转化为培养社会的螺丝钉，培养职业人士，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，而非培养创新人才和领导力人才，去鼓励他们尝试改变社会运行的可能。后一者的教育目标太过于心庞大，是和整个强调投入产出比，强调遵规守则的社会大环境格格不入的。

我很同意美社会学教授季特林的一段比喻，这位教授曾将行动比照，指出“历史和一样，结果未必尽如人意；行动者不是因为知道他们的行动一定会功所以才投入。”我深信，每一颗年轻的心脏都饱含着理想，只是这些理想或多或少被沾染了灰尘。“我有一个梦想，我庆幸我有勇去追寻并实现它。”在毕业演讲，布隆伯格如是说道。对于理想，我们应该承担起更多的勇去追寻，而不是让那些灰尘越积越多，最终让历史的尘土将梦想埋葬。</p>